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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法国革命时期被革命化的日常生活  

2009-06-21 18:11: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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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战争

摘自《选印本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高毅/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原标题:日常生活的革命化

法国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方式、社会风气的革命化,看起来好像与革命的宗教化没什么关系,实际上这一进程始终是与基督教的衰落和革命崇拜的兴起密切相连、相伴而行的,而且也同样反映了人民大众极其重视象征符号的待性,同祥带有大众文化与人民性的鲜明特色。试从如下诸方面来看;地名人名的革命化。出于消除封建遗迹和建立教化新人的环境的考虑,法国革命者很早就注意到了更改地名的必要性。1790年制宪议会曾颁布法令称;“被前领主以其家族的名字命名的村庄、城镇和教区可以恢复原名。”l792年8月l0日以后,法国人又自发地掀起第二次改地名运动,所有带有历代国王和贵族姓名的市镇都换上了反映该地地理特点的名称。如诺让—勒—鲁瓦(国王)被改为诺让上马恩。地名中的“伯爵”或“子爵”也为“共和国”或“人民”所取代,如旺代的冯特内—勒—孔特(伯爵)校改为冯特内—勒—波卜勒(人民)。

但真正具有普通意义的大规模改地名运动,却是在1793年夏秋时分,随着人民大众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涨和非基督教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而发生的。各民众社团和无套裤汉革命委员会在这里发挥着引人注目的促进作用。为数3000以上的市镇在未经中央政府任何强制的情况下改变了名称,而大部分新地名都带有明显的革命意味:如凡尔赛被改为“自由摇篮”,沙多—梯也里被改为“马思河畔的平等”,等等。有些市镇仍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名称,但加之以“人民”一词以强调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许多市镇则通过在自己的名称中加入“山岳”的字眼以表示对山岳派的拥护。深受人民大众崇敬爱戴的自由先烈——革命崇拜的“圣人”们也成为新地名的重要来源。此外,还出现了许多诸如长矛—沙波、自由—小红帽、阿恩—无套裤汉、无套裤汉邦区、芒什无套裤汉、无套裤汉港、卡马尼奥拉之类的新地名,极鲜明地反映着无套裤汉运动对地方生活的重大影响。不曾改名的市镇(其在数量上仍占绝大多数,约有37000个)也以同样的方式修改了许多街区、街道的名称。

与此同时,法国人的姓名也在革命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活动分子、将军、革命军战士和“红色神甫”通过法律认可的民事命名礼给自己另取了带革命意味的新名,而且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种新名不得再行更改,违者将判罚。新名一般都是各种共和主义美德的名称或自由先烈的名字、另外还有不少成年人结自己取了革命的别名,如格拉古·巴贝夫。

不过,在人名革命化方面较之成年人改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还是新生儿被赋予新酌“革命的名字”。千百年来,法国的父母亲都是机械地把祖父母所使用的基督教圣人的名与传给子女。是大革命第一次打破了这一古老的习俗,使得力鲁图斯、马拉、勒佩勒蒂埃、自由、平等、山岳等带革命崇拜性质的名字变得像让、皮埃尔、玛丽之类一样流行。这和姓名的革命变革似乎也同人民大众政治文化的影响息息利关。直到1793年9月,取革命名字的新生儿在数量上一直另有限的,一般不超过总数的3%。然而在共和二年.随着非基督教化运动的蓬勃展开和民众社团政治作用的加强,这个百分比在无套裤汉的政治参与比较积极的各地区骤然上升,最高的高达50%,最低的也达到了25%。而在那些强烈反对非基督教化运动、民众社团的影响比较薄弱的地区,这个百分比则低于20%。从给新生儿取革命名的家长的社会成份看,也同样能够感受到下层人民对这种做法的特殊兴趣:在科尔贝依地区,这些家长的1/3是农业工人(日工、泥瓦或挖土工);而在凡尔赛地区则大都是鞋匠、锁匠、小商贩和自由职业者。

日常生活用品的革命化。既然革命本身成了一种宗教,成了人们普遍的崇拜对象,它的各种象征自然也会广泛地渗入社会的日常生活,像旧宗教的十字架、圣母玛丽亚或各个圣徒的形象一样在人们的日常用品上留下印记。如在当时的家俱和陶瓷器皿上,在鼻姻盒、剃须盘、镜子甚至夜壶上,到处都画着各革命日的情景和表示共和的图案,或写着诸如“我们相亲相爱、情同手足,准能成功”、“为国家而死无尚光荣”之类的共和箴言。象征自由、平等、理性等新价值观念的女神雕像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家庭中常见的摆设。买不起这些玩艺的穷裁缝、穷鞋匠们也会在墙上挂一个革命历或贴一张千篇一律的共和图案,或在那儿摆上一尊廉价的革命先烈石膏像。棋与牌等大众娱乐用品也受到了革命崇拜浪潮的强烈冲击。从1790年起就开始流行一些“革命的”跳鹅棋戏。在共和二年,所有广泛流行的游戏都在形式上和规则上得到了改造,被涂上浓郁的革命色彩。如1793年11月11日的《导报》上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论了国际象棋的“革命化”问题。据称,当时法国在国际象棋方面高手如云,民间也盛行着象棋热。大革命带来了其中“国王”和“王后”权力的变化,也改变了“车”和“象”之类带封建意味的棋子的作用和走法。共和二年则试图进一步对这种象棋进行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如把以往以“臣属”身份出现的“卒”改成步兵,“象”改成龙骑兵,“车”改成炮,“王后”改成副官,“国王”则改成必须“将”之的暴君。以往的一方“将死”另一方的结局,也拟改成由一方通过“封锁”把另一方困死而告终。


国际象棋的这种革命化改革究竟落实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扑克牌的改革情况则要清楚得多。在1792年3月,扑克脾中红心“Q”上的王后形象就已被梅里库尔市的著名女公民特鲁瓦涅所取代,而“J”牌上的王子则变成了著名无套裤汉将领桑泰尔。但新扑克牌大量涌现的时期还是共和二年,即发生在国民公会1793年10月12日关于改造旧制度社会娱乐方式的法令颁布之后。当时玩牌戏也是法国人日常消遣的重要方式之一,故扑克牌制造业比较兴旺,经登记的扑克牌作坊有20所,生产的“革命扑克牌”达40余种。其中“K”牌上国王的形象一般均为战争之神、艺术之神、贸易之神、和平之神或海军之神所取代;“Q”牌上的王后变成了头戴小红帽、手执长矛的自由女神,分别象征着宗教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艺术自由、贸易自由、职业自由和婚姻自由;“J"牌上的王子则主要是各种平等的象征形象,常常画成军人的模样,有时也画成下层人民的横样,如画成无套裤汉以代表身份的平等,或画成古代奴隶以代表种族的平等。也有些纸牌反映出一种更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革命崇拜,如l793年11月由八位艺术家制作的一副牌,那里的“K”牌上画的是布鲁图斯、卡通、梭伦和卢梭四位贤人,“Q”牌上画的是审慎、联盟、正义和力量等四种道德的象征,“J”牌上则画有汉尼拔、墨西乌斯·斯基沃拉、荷拉斯和德希乌斯四位古代勇士。艺术家夏阳在共和二年制作的一副牌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从形式上看,它也是共和二年大革命的一个缩影:“老K”上的国王在这里变成了启蒙思想家(方片K是伏尔泰,悔改K是卢梭,等等),“Q”牌上分别画着代表正义、力量、节欧和审慎的四个银行女神,‘J”脾上出现的则是一些共和摄形象——其中三个是穿军服的士兵,一个是英姿勃勃的、战斗着的无套裤汉。

语言和服装的革命化。在法国大革命中,由于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语言和服装也日益被赋予不容忽视酌象征意义。就语言而言,它在大革命时代是一个极富有权威性的东西——按林·亨持的说法,国王的“神赐领袖能力”这个法国社会传统的神圣中心在革命中事实上转到了“语言”方面;其所以合如此,是因为当时国王的权威在一天天走向崩溃,而新生的民族又一直(也许直至波拿巴上台)不能容忍某一个人,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构(如议会),或一份合适的文件(如宪法),来取代国王的位置。大革命时代政治权威的动荡不稳、频繁更换,只能说明当时实际上是“语言”(或代表民族说话即操纵舆论的能力)这个社会因素在随心所欲地摆布着一切。

既然“语言”的这种权威性表现在政治家必须操纵舆论来支配群众,既然语言的权威只有通过人民大众的力量才能得到实现,那么,说出的话能否让平民百姓明白并喜爱,对于政治家们来说,便至关重要了,而人民大众极其重视象征符号的天性,又使“每句话”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象征意义”(索布尔语),这就注定了大革命时期革命派语言的大众性。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保尔·拉法格在他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书中曾这样指出:

革命召唤了一个新的阶级参与政治生活并且同时创造了这种政治生活:直到那时为止在国王的内阁中秘密处理的国家事务,将要在报纸上和议会会场上公开讨论。舆论变成一种力量,必须和它商量,并份重它的协助,借以支持政府。这种新的政治条件要求一种同样新的语言,闭后这种语言又从政治界转入纯粹是文学的领域之内。

拉法格这里说的“新语言“就是一种同18世纪矫揉造作的贵族语言截然对立的平民语言,它犹如一阵阵暴风雨涤荡着1789—1794年间的法国政坛。贵族的语言被扔在了一边,人们纷纷采用民间的风格说话、写文章,大批野蛮粗埋的单词猛烈地冲击着旧法语“雅致的铁箍”——最典型的例证可以举埃贝尔的《杜歇老爹报》。该报满纸粗活,因而深得无套裤汉的喜爱。例如他曾这样给王后玛丽一安托瓦奈持画像:“这只奥地利母大虫到处被人们看作法国最无耻的姨子。人们公开指责她在烂泥中和仆人滚在一起,很难指明创造了那些出自她那皱裕重重的肚皮的畸形、驼背、患坏疽病的早产儿的是哪一位粗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倡导这种平民语言的并非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恰恰是贵族阶级自己。据说贵族阶级在革命之初就感到,要战胜资产阶级必须首先争取人民大众,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宫廷语言而采用菜市上大娘们的语言”(拉法格语)来对民众作宣传,由此出现了诸如《使徒行传》之类的有派报纸积《矢车菊将军拉法耶待传》之类的匿名小册子,里面充斥着下里巴人的淫狙语言。不过革命资产阶级很快就表现出他们在使用平民语言方面到底是技高一筹。其所以能如此,显然是因为他们不仅有迎合大众越味的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就有一种贵族阶级所不可能有的革命决裂意识和对民众更深刻的了解。恰如拉法格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在说和写的时候毫不把传统放在心上,他们毫无拘束的使用手头上的词汇和短语;由于日常使用,他们知道这些词汇和短语的力量和用处,并不顾虑到它们曾经被宫廷和各沙龙禁止过。应该说在共和二年的革命者中盛行以“你”相称的做法,也是革命时代语言风格大众化所带来的一个新事物。平民百姓不喜欢人们以“您”相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称呼法是宫廷和上流社会的规矩,透着一种虚情假意、故作多礼的贵族气派,与民众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格格不入。而以“你”相称,根据一个无套裤汉活动分子的说法,则可以导致“较少的傲气、较少的差异、较少的敌意和较多的亲密气氛、较多的兄弟情感,因而可以导致更平等的局面”。

至于服装在大革命中的象征符号意义,那就更显而易见了。从三级会议开幕之日起,服装就成了不同政治势力的符号:走在入场行列中的第三等级代表身穿朴素的黑衣,而贵族代表则衣着华丽多彩,并且趾高气昂地戴着羽冠、花边和金饰物。结果,当时的人们更约定俗成地把服饰的朴素或寒酸看作“爱国派”的特征或标志,井很快使之成为女性服装的一种时髦的风格。1790年的一些时装报刊向妇女们推出了一种被称作“制究服”的朴素时装,到1792年这种时装又被配以流行于共和派中的小红帽而成为一种“平等装”。据《时趣报》的介绍,1790年的“贵妇人”服饰艳丽,而“爱国妇女”则通常穿着单蓝色调的呢制服,戴黑毡帽,帽上别着三色徽。

在男子的服装方面起初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时髦样式。在革命初年,革命派强调的是取消服装上的各种讨厌的差别。宗教服装逐渐被废除,而市政官员服装的唯一差别只是多了一条三色綬带。后来,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无套裤汉政治重要性的增长,人们越来越注重在服装上体现社会平等的价值观,无套裤汉的服装样式也很决在男子中流行起来,连一些资产阶级政客部穿上了无套裤汉的短衣、长裤和木底鞋。事情显然是由越来越广泛地卷入大革命政治的无套裤汉对服饰象征意义的特殊关切而引起的。尽管发明“无套裤汉”这一称号的人可能是王政派的莫里神甫,但这一称号迅速为人民大众所普遍接受,却深刻地反映着人们喜欢“以衣取人”的惯有心理。在无套裤汉看来,便于劳动的长裤是人民大众的标志,正如紫身套裤是游手好闲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标志一样。在1792年以后,小红帽、卡马尼奥拉服和宽大的长裤几乎成了判定无套裤汉和真正共和情感的标准。1793年的一份半文盲的人写的告示甚至把“不买民族服而买其他服装的人,尤其是不以无套裤汉的称号和发式为荣的人”定为十恶不赦的温和派和贵族。这种强调服装平等的潮流甚至在1794年还曾促使官方产生过制定和推广统一的平民制服的打算。是年5月,救国委员会责成画家议员达维箔改革国民服装。大约是由于当时的人民运动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退化,无套裤汉的作用已远远不如几个月之前那样重要的缘故,达维德设计的平民制服显然远离了无套裤汉的服装风格,而是服合了古代的、文艺复兴的和戏剧的各种因素,带有桔英文化的较高难的趣味(一件带腰带的敞胸篮身短上衣,一条紧身裤,一双短靴或皮鞋,一顶窄边软帽和一领大半身长的斗篷)。但尽管如此,这种试图让所有公民(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一律穿制服的设想,却终究反映着一种人民大众的对于服装象征性的高度重视和对于社会平等的强烈追求。如以达维德为首的“人民共和艺术社团”声称,当时法国人的穿着方式是与一个自由的民族不相称的;如果个人品质要革命化,服装也必须全面革新。在他们看来,服装革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消灭入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别,如果服装还在表现着社会差别,那平等又从何说起?

尽管达维德的平民制服设想颇受救国委员会赏识,他画的图样印制三万份发往全国各地,但实际的服装始终没有能够生产出来,不久后的热月反动不仅使这种统一平民制服的设想化成了泡影,而且迅速扫荡了共和二年无套裤汉化的服装时尚。当然,在热月反动期间蒙受打击的还远不止于此,实际上,随着资产阶级日益表现出强烈的结束革命、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意向,随着无套裤汉被逐步赶出政治舞台,整个带有深刻的人民大众文化印记的革命崇拜都在这时日趋寿微。然而,人们在革命中形成的重视各种象征持号的习惯并未因此而改变。例如,热月反动时期的“金色青年”总安着方领制服、紧身套裤、花纹长袜和大敞口的皮鞋,蓄有怪诞的“卡德奈持”式发型,而他们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拿着大棒在街上追打因服饰朴素而被认为是雅各宾党的人,或通过穿破衣烂衫装扮无套裤汉来肆意嘲讽、丑化无套裤汉及其服装。就在国民公会快要结束它的历史使命的时候,它还在格雷古瓦教士的倡议下煞费苦心地通过了给未来督政时期的各级政府官员制定“官服”的决议(1795年lo月25日)。关于这样他的理由,格雷古瓦说道:“符号的语言有它自己的雄辩术。有特色的服装也适用于这一格言,因为这些服装可以引起各种与其宗旨类似的观念和情感,尤其是当它们用自己的生动性抓住人仍的想象力的时候”[共和三年果月28日(1795年9月14日)的讲演]。甚至直到1798年12月,“五百人院”还曾讨论过对不佩戴三色微的国民的惩处问题。看来法国革命精英对平民服饰的关切,实际上在整个督政时代都不曾完全消失,只是那种带有平等精神的平民制服的想法,已不再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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