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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欧洲中心论者吗?  

2009-06-21 13:52:4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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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失败后,阶级斗争进入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间歇期。在这至关重要的两年间,如同其他积极投身于现实政治的革命者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始终在寻找新的革命动力,寻找那些或许蕴含新希望的有利形势。1858年的岁末,当俄国革命的发展表明革命在那里可能得以复兴并传回西欧时,马克思从伦敦给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写信,却提醒他此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只要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此类复兴便完全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的小小角落里被镇压”。西欧革命的进程,其命运不仅依赖于当前其他地方革命的发展,而且还依赖于它自身的力量,虽然在此前它已经有所削弱。然而,与大多数文献中体现出来的主题恰恰相反,最迟在1859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超越他们生活其中的“小小角落”,转而关注世界其他地区,以寻求革命发展的新动力。

本文首先对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欧洲中心论者的论题展开批驳,这样的论题在由来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早已扎根,而且也已被新近崛起的后殖民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程度地接受。其次,本文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将全世界视为作战区域的革命者。通过列举证据,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以全球视角开始他们的合作,而当处于1848—1849年革命后的间歇期时,一旦新的革命机会出现,他们又是如何实现其当初的高瞻远瞩的。由此而向前,我向两种相关的无稽之谈——“作为典范的英国”论和“马克思反对农民”论——提出质疑。我认为,确切地说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将俄国,而非英国,视作革命的领导者,而这个农民占据绝对多数的国家,不过只有一只脚踏入欧洲而已。而且,并非像那些提出欧洲中心论的人所认为的,发达的欧洲西部地区在革命发展过程中也并未发挥什么重要作用。在文章的最后;我又对他们可能会如何评价今天的政治现实作了些简单的推测。

作为“世界历史性”进程的共产主义

在1858年之前很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释革命进程并对它加以判断时就已经开始超越他们身处的“小小角落”。虽然黑格尔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哲学毫无疑问会为他们的全球性思考准备基础,但是只有在1844年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并成为革命伙伴时,他们的此类认识才得以明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第一次提出“新的世界观”,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们认为,只有随着这种“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才是可能的。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此后不久,这种观念和其他类似的重要看法又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展现。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初步草案,经过马克思设计并由恩格斯用教义问答的形式编成的《共产主义原理》,其中的这种观念就已十分明确。书中第十九个问题是:“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回答是:“不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在1848—1849年革命前夕的写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现实的运动”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实际的回答。不过,他们在投身革命洪流时所表现出的世界意识,从始至终都为他们对政治形势的判断提供结构性的参考作用。

《共产党宣言》出版不久,期待已久的1848—1849年革命爆发了。在长达15个月的革命斗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的放矢,他们内容丰富而富有指导性的实践活动体现出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积极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尤其是对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支持。到1848年底之前,他们已断定德意志革命的前途与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进程紧密相连,“这场战争将在加拿大和意大利、东印度和普鲁士、非洲和多瑙河流域进行”,都兼备民族解放、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在1849—1850年的相对平静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和大英博物馆的潜心研究,使他们更加相信这个判断。他们清楚地发现,到那时为止,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西欧转移到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作为结果],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太平洋将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

这个史无前例的论断,在他们看来,将会对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产生更为深远的启示作用。1850年,部分是因为英国的商业触角伸入中国沿海地区,太平军发动叛乱,消息传来,被马克思认为这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对于中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性以及将会产生的震撼世界的反响,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无法掩饰他们的兴奋之情。如果说西欧曾经是他们世界观的核心,那么,在1850年之后便已是昨日黄花。他们的全球性倾向使他们轻易超越“这个世界上的小小角落”,目光越发明澈,却毫无伤感怀旧之情。

在革命进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言一行也显示出他们对农民问题的真实态度。1848年3月,当德意志爆发第一次革命之际,他们迅速用附录的形式增补《共产党宣言》,充分展现了他们对此问题的真切关注。这种遗留在《宣言》中不尽完善的方式常被用来证明一个广泛流传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轻视农民。这一时期他们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虽然常常遭到忽视,但却是指导德意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指出农民阶级迫在眉睫的需求就是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这个纲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与、组织革命运动的实践后制定出来的,尤其体现了他们建立工农联盟的不懈努力,尽管最终未能成功。由此形成的深刻认识此后始终体现在他们的革命战略与战术之中,特别是在那些农民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国家。譬如说,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对此,下文将有详细论述),马克思竭尽所能,企图让公社的领导人相信起义的成功与否依赖于能否得到农民的支持。在他逝世后的1894年,这一任务落在恩格斯肩上,他最终就他们共同关注的主题,写出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纲领性文献:《法德农民问题》。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关注欧洲之外地区的革命发展。阿尔及利亚、印度、墨西哥三个地区的情况有助于说明他们态度的转变。就阿尔及利亚而言,仅仅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的一个月,恩格斯还在为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并击败由宗教领袖阿布杜尔-卡蒂尔(Abdel Kader)领导的起义而欢呼,认为这“对于文明的进展确实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但在九年之后的1857年,他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严厉谴责法国的殖民统治,并对以宗教教义组织发动的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的抵抗运动深表同情。恩格斯起初的立场不过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坚持,但是在经历过战火考验,尤其是1848年革命带来的教训之后,他认识到无论先进的法国帝国主义曾经是如何的优越,但在此时它已经毫无用处;相反,此时应该大力支持的是反对殖民统治的抵抗运动。马克思在1883年去世前不久,也曾访问阿尔及利亚,希望那里的气候有利于他恢复健康。他写给女儿劳拉有关被殖民者的评论显示出他视他们为战友的信念从未改变:“然而没有革命运动,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关于印度,马克思最初在写作相关罢工的文章时,使用的语气与恩格斯在1848年评论阿尔及利亚时完全相同。直到1853年,他仍然将英国对当地工业和社会结构的破坏描述成“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虽然这些政策带来的后果是那样“让人难受……,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当1857—1859年英印军队中的印度士兵发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兵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反殖民斗争充满同情,这一点已是确凿无疑。正如马克思对恩格斯所言:“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因此,对他们两人而言,发生在这些国家的起义恰恰体现了马克思在1848年底对革命运动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依存的精准预测。在随后的1871年,由马克思实际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报告说,一份来自加尔各答的申请要求在那里建立分支机构。设在伦敦的协会执行机构,即总委员会“被告知……要大力招收本地人参加协会”,由此可见,新成立的分会绝非具有排外性的流放者分支机构。

最后的例子是墨西哥。恩格斯曾经认为,1849年美国对墨西哥北部的征服“完全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进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能够带来“对加利福尼亚金矿的迅速开发”,这是“懒惰的墨西哥人”做不到的,而这将“从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但是,后来的历史和研究迫使他们要为自己的论断寻找证据。1861年,美国内战已经迫在眉睫,马克思写道:“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而对墨西哥北部的掳掠,使得不仅在德克萨斯,而且稍后在今天的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都有可能“强制实行奴隶制并维护奴隶主的统治”。奴隶制扩张的野蛮行为将使从加利福尼亚金矿开发中获得的利益大打折扣。

按照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之一,而且也是马克思本人所认可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欧洲中心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是从封建社会中有机发育而成的……这个脱离封建社会娘胎的过程充满了和平”的论述上。霍尔认为,这种观点由于“来自资本主义体系之外任何边缘地区”的任何人的切身体会而遭到误解。当然,对于霍尔而言,这个问题对于说明他和其他人声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颇具代表性。在这个例子中,显而易见,依据这个论断就会得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视英国为典范”这样的结论。当霍尔对自己竭力想要表达的东西还不十分清楚时,就说什么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和平的”,可以肯定地说这与后来被称作边缘地区的问题毫无关系。这样的批评未免显得怪异,因为霍尔一定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过资本主义在中心地区,特别是在英国的出现情况,更不用说在其他边缘地区了。其中,“工业资本家的产生”一节以他著名的句子结束:“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由此可见,马克思控诉的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在中心地区制造的罪恶并不比边缘地区少。


革命的新纪元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全球的关注,使他们富有先见之明地在西欧地区之外寻找革命的策源地。因此在1863年年初,他们就断言,“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新纪元”。这个论断的依据是同年波兰发生的农民起义,由此,“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但是甚至在此之前,出现在政治视野中的其他迹象已经使他们有理由感到乐观。1860年年初,马克思就指出:“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他所指的是几个月前美国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哈泊渡口发动的暴动,暴动虽未成功,但至少反过来又激发了后来的奴隶起义。至于他提到的俄国,作为“来自东方的熔岩”,那里的“奴隶”实际上就是农奴,自从1858年以来,就始终在争取解放。而仅仅一年之后,为了预防自下而上的农奴起义,沙皇便宣布废除了农奴制。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重视阶级斗争的世界性,相对于单打独斗式的孤立斗争,他们更看重多个国家的联合斗争。在工人与资本的斗争中,对奴隶制以及其他前资本主义剥削模式的斗争显得至为关键。七年之后,美国内战也已结束,在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版写的前言中,这种观点表达得更为清晰:“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从1867年之前的政治形势中可以看出,1860年发生在美、俄的两次“奴隶运动”中,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运动更具有决定意义。但是风水轮流转,在六十年后的1917年,却是“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

在认识到新的革命时代业已开始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心只要时机成熟,便积极投身现实政治活动。1864年,英国工联举行的国际会议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受邀代表德国工人参加会议,并且很快成为新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IWMA)即“第一国际”的决策核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的工人阶级组织。虽然它的影响和遗产都十分巨大,但还是在1873年停止了活动。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领导下的“国际”公开支持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从而遭到统治阶级的仇视。这场运动中最大的损失是英国工联官员混入协会的最高领导机构——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因此,他们的叛离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显示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重估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的。

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前一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对革命前景加以描述:“我坚信,虽然第一次冲击将出自法国,但德国对于社会运动更成熟得多,并将远远超过法国人。”当“第一次冲击”果真在法国以公社的形式出现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坚信世界革命的轴心早已转移到巴黎以东。这种观点的言外之意是他们认为英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实际上,由于英国发达的资本主义特性,以及作为真正的工人政党的宪章派协会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一度将英国视为工人运动的排头兵。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他们前后态度的大相径庭?

早在1858年,恩格斯就再次思考英国革命的潜在可能。当宪章派领袖欧内斯特·琼斯通过降低宪章运动历史形成的纲领要求,从而借助政治手段与自由资产阶级谋求妥协时,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这种做法代表了“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紧接着他又解释说:“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大英帝国抢夺来的赃物足以使英国工人斗志消沉。马克思在回信中侧重回应的正是这一点,而就是在这封回信中,马克思指出革命运动完全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的小小角落里被镇压”,因为以英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上升”阶段。

第一国际建立时发挥重大作用的英国工联领导人,几乎全部来自建筑业工人和熟练手工业工人。尤其后者,主要关心的是面对工业资本主义时的生存问题。这两种人的领导者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动机,仅仅是极为狭隘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非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间接提到,在19世纪的四分之三的时间内英国资本主义得到空前的扩张,英国工人阶级因为在此过程中“实际工资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而开始分层。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些差异在政治上的影响,随着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展开的活动,变得愈来愈清楚。较之其他任何问题,更常被提及的是选举权问题和选举政策。这使马克思第一次注意到工联主义者加入总委员会的目的,特别是他们不惜违背总委员会的政策,在竞选场所阻止英国自由主义者支持家庭所有成员都获得选举权,而非成年男子的普选权。

如果说总委员会中的工联主义者曾在选举权议题上背叛过英国工人阶级,马克思相信他们在爱尔兰问题上不会做同样的事情。马克思的策略是以总委员会文件的方式,旗帜鲜明地表明国际工人协会对新近被逮捕入狱的芬尼亚运动成员和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成员的支持,与此同时,尝试着在工联主义者与自由党执政的格莱斯顿政府之间制造分裂。如果说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决定让工联主义者难以下咽的话,那么为了表示对巴黎公社社员的敬意而写作的名著《法兰西内战》,就更是他们无法消化的。无法与协会保持一致的事实,迫使这些仍在总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的工联主义者彻底断绝了与协会的关系,而且由于其自由党同盟的压力,他们选择了让自己远离那些失败的公社社员,以及马克思对他们毫不妥协的保护。因此,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英国工人运动抱有怎样的希望,这些希望由于那些领导人对于失败后的巴黎公社的反应,现在都已烟消云散。

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在海牙举行了最后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在会上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将他对工联主义者的看法公之于众。当有人质问一位代表的资格,指责他无权代表英国工人阶级时,马克思严词驳斥,说:“对于这位代表而言,确实可以说他不是任何一位足以代表英国工人的所谓领导者,这是因为那些领导者都或多或少受贿于资产阶级和政府。”虽然他的这些广为宣传的言论导致与改良派的彻底决裂,但是直到两年后,马克思仍无道歉之意,他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我知道,会因此而招致不满、诽谤等等,但是对于这一类的后果,我从来是毫不在意的。现在有的地方人们开始认识到,我只不过通过这种揭露来尽我的责任而已。”

在分析1874年的英国议会选举时,恩格斯运用他和马克思在1858年就已形成的观点,来解释英国工人在政治上倒退的原因,他说:“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涨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但是,政治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旦统治阶级自觉地批准了宪章派在历史中形成的要求,政治的主导作用就体现出来。在恩格斯看来,直到1883年,帝国主义对英国工人的斗争意识仍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在信中提到:“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只有当不列颠统治者对世界的垄断受到其他竞争者的挑战,从而导致劫夺而来的赃物数量减少时,英国工人运动的面貌才会有所改观。因此,与传统的马克思学描述的形象恰恰相反,至迟在1871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放弃他们早年形成的英国工人能够成为世界工人运动典范的乐观态度。

英国的帝国主义性质及其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爱尔兰人民的持续征服上。1869年,马克思在信中写道:“英国工人阶级……在英国本土永远不会做出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在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之前。”这样的论断直到今天仍然能够切中要害,宛若当年。事实上,这个论断还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爱尔兰自治运动看法的重大转变。在此之前,他们将推翻英国的资产阶级统治作为爱尔兰解放的前提条件,言外之意就是爱尔兰的斗争将会取代英国工人斗争的领导地位。但是,1867年芬尼亚运动成员发动的首次起义,迫使他们重新思考这样的判断。

英国政府将爱尔兰降格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农场以满足英国国内的食物需求,这是马克思修正他的相关政治论述的根本性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这个过程使得英格兰的地主阶级重获新生,但是它对整个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却是极为消极的,实际上,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对这种会被推广到全世界并造成不发达现象的过程的详尽分析。较之于其他因素,这种过程主要考虑的是地主所有制,1869年,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正如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显示的:“姑且不谈国际上的公道,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平等自由的联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这个修正后的观点,随后成为当年总委员会掀起为被关押的芬尼亚成员争取特赦的运动的基本立场。


处于先锋地位的俄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英国工人阶级并非世界工人运动“典范”的同时,他们的目光开始关注更为遥远的东方地区,一直到俄国,虽然这两种活动在时间上并不重合。早在1863年,他们提出革命新纪元业已开始之时,当时由俄国占领的波兰地区的农民运动就已进入他们的视野。但是一直到七年之后,他们才与俄国新兴的革命运动建立直接联系。而与此同时,作为俄国革命发展的标志,就是1872年莫斯科的革命者首次出版了《资本论》的俄文版,这也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版本。

为了深入了解俄国的重要性,马克思在1870年初开始学习俄语。按照他的妻子燕妮的说法,“他学习俄语时的样子,好像那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读完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者恩·弗列罗夫斯基写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称赞该书是“你的《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并且说“在研究了他的著作之后可以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这是好消息。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其余一切国家,甚至包括美丽的法国和有教养的德国在内,都只具有次要意义”。五年之后,恩格斯准确地预言俄国的社会革命“对德国的反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用的时间要比他预期的长。此后直到逝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俄国革命的发展放在优先位置来考虑,而这个事实几乎被所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忽略。

部分因为《资本论》在俄国出版后的巨大影响(俄文版的销售要好于其他版本),加上他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崇高声望,1870年3月,日内瓦的俄国流亡者团体请求马克思成为他们在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由此,马克思和这一代的俄国革命者建立起正式的联系,而1917年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很多人就出自这个团体。住在日内瓦的俄国流亡者希望马克思作为他们的代表,这件事本身就颇具启发性,因为它说明“俄国和德意志革命运动的特征极为相似,而且马克思的论著在俄国青年中广为人知,深受欢迎”。虽然通常的看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之类的欠发达国家很少关注,但是对于19世纪70年代的激进的俄国青年来说,显然并非如此。他们选择了马克思的观点,在自己的祖国努力实践马克思提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与过程。他们特别关注的是,俄国是否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者说,在当时俄国大多数乡村普遍实行公社财产所有制的基础上,俄国能否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

确切地说,因为当时俄国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变革,马克思并不情愿作出任何明确的判断。1877年,在写给俄国革命民主派成员的信中,他发出了常被引用的警告,坚决反对那些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此时,他对俄国革命的真实看法是: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1881年,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者之一,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写信向马克思请教,询问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俄国的农民公社能否幸存,马克思在回信中表现出一如既往的谨慎,他认为为了农民公社得以保存并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换句话说,正如他在该信的一份草稿中所指出的,“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这个方案是整个答复的基础,而且对农民问题的论述深刻而详尽,从而显示出马克思对俄国的下一步发展是何等的关注,尤其对农村社会问题。

就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政治策略而言,第一个预测革命过程中所牵涉的因素的却是恩格斯。对布朗基派(Blanquist)鼓吹的俄国农民都是“本能的革命者”的说法,恩格斯严词驳斥,他警告那些“过早的起义尝试”,因为“俄国无疑是处于革命的前夜”。他对业已发生的一切作了精细的刻画,虽然其意义的重要性要比他的预期形成的晚一些:“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越来越意识到……变革已经迫近了,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向前推进,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成为对整个欧洲都具有伟大意义的革命。”马克思的见解大致相似,1877年,俄土战争爆发,他和恩格斯都认为这场战争将促进俄国的社会革命。结果,他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革命的发展确实是借助一场战争才得以实现,1905年爆发的俄日战争,不仅加速了革命的进程,而且成为1917年俄国革命的先导。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俄国社会革命一旦开始,必将向西扩展,从而引发“整个欧洲的急剧转变”。事实上,“俄罗斯沙皇制度的覆灭……便成了德国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1882年,恩格斯在给一位关系紧密的德国党员写的信中指出,下一个国际形成之日,必将是革命时机成熟之时:“这样的事变正在俄国酝酿着,在那里,革命的先锋队就要出击了。照我们看来,应当等待这一事变以及在德国必然产生的反应——到那时,采取伟大的行动和建立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国际的时机就到来了,不过到那时,它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

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预言,因为1917年的俄国革命,确实导致了1919年第三国际或者共产国际的建立,而它也自豪地宣称自己信奉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纲领。

最后一点,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此时已是马克思生命的晚期,距离他的逝世只有十五个月,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俄国的农民问题,这也是青年列宁最初研究的问题。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一如既往地相信俄国作为世界革命排头兵的地位并未失去。因此,他常常与维拉·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以及新近成立的作为俄国第一个宗旨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的其他领导人保持通信,加强联系。正如他和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俄国人对待他们的著作的认真程度是十分罕见的。他们为了最关键的理论问题——俄国是否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迅速、直接地建立起以传统农民公社的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从马克思的观点中寻求支持,而这个问题也是当年马克思曾被请求回答的。这样至为关键的问题,其中自然蕴含了众多的政治含义。

1894年,恩格斯重新开始关注俄国问题,此时距离他与马克思最后一次详尽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将近十五年。恩格斯注意到,在这段时期,俄国的发展呈现出急剧的资本主义化,“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至于为了“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是否需要保存足够多的传统公社,他却没有明说:“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因此,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与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所有扭曲相反,如果西欧的资产阶级统治不能被它自己的无产阶级推翻,俄国便“永远不会实现社会主义转型”。俄国革命不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力”,而且其革命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欧革命成果的制约。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个预设被进一步有力证实,虽然处于其中的俄国人民命运悲惨,灾难连连。

因此可以说,俄国的例证极为鲜明地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不仅在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这些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社会贫富悬殊,各种经济形态混存,并面临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变的需要,而且,他们的理论在社会结构以工业化为主的西欧也同样重要。然而,按照后殖民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他们的理论在发达地区却毫无用处。只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述、见解和实际行动不能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只要日后还有什么专家学者乃至其他人打着他们的旗号,标榜什么主义、“经典”,真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会遭到忽视,而这样的无稽之谈也就会长期存在。

结论

恩格斯在1894年富有先见之明地看到,如果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没有被推翻,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便无法成功。这个判断值得我们再作回顾。当年他与马克思一同提出革命进程一定是“世界历史性”的,正是以此为基点他们提出一整套理论,而恩格斯的这个判断与这一整套理论是完全一致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或许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事件,严格来讲,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应该是极度的辉煌与极度的痛苦并存。当一个国家有可能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提前实现社会主义转型时,就需要在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1917年革命之后,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甚至在革命后的俄国还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倒退。

爱尔兰与此相似。在修正以往关于革命方向的观点时,相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更重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因此他们也从不相信英国革命的发展与爱尔兰毫无关系。恰恰相反,长期坚持的爱尔兰斗争的最后成功取决于它能否得到英国工人阶级的积极支持。因为,正是在英国,才拥有建设平等社会的物质前提,而这也是建立真正的自治社会的基础。但是,爱尔兰并未坐等英国工人阶级的行动,事实上,倒是爱尔兰的革命首创精神激励了英国工人阶级投入革命运动。对阿尔及利亚和印度的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持同样的看法。

20世纪的事例充分说明,虽然较之于社会结构较为发达的国家,不发达国家更容易主动掀起革命,但是这种情况下的革命却很少能够建立起一个完美的社会。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就宣称“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但是他们并没有设想社会主义变革能够在短期内提上日程,尤其在像俄国那样的不发达国家。确切地说,虽然通过民主革命可能实现这样的变革,但是它只有向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尤其是德国这样的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完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德国到那时才能支持俄国的社会改革。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1923年德国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失败(在两次失败的尝试之后)之前,这样的论断看上去并非毫无可能。

马克思在1848年底形成的世界革命相互依存的结论,今天看起来似乎比当年更有道理,而他提出的只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才可能使“人们的普遍交往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也是值得再三强调的。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而发展的部分原因也被归结为“全球化”,尽管这个词都快被用滥了。1858年发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其中的“世界小小角落”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进程紧密相连。如果说这一论断不错,那么它在今天就更加真实。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开端于不发达国家,但是必须扩展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取得成功,这个观点在今天也比当年更为中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二战”之后常常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闹革命的第三世界国家,其革命都已陷入绝境,而解决的惟一办法只能落实到拥有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今天世界各地的生产者而言,较之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他们之间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共性,并且不像以前那样饱受限制,彼此之间形成“普遍的联系”。这些变化,使得《共产党宣言》的最后几行文字以前所未有的传播规模深入人心:“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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